图：居民消费持续恢复，超额储蓄增加的现象明年有可能扭转。图为民众在新疆乌鲁木齐天山明月城休闲娱乐。

　　用一句话来概括今年的经济，就是“波浪式发展、曲折式前进”。也因此，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增强和夯实经济恢复的基础。对于明年中国经济增速，笔者认为GDP目标可能在5%左右，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水平。

　　为什么说5%的GDP增速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水平？

　　一是从必要性的角度看，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速，就业、居民收入得不到相应的保证。经济增速得不到保证，就会产生一系列的经济金融风险问题。实体经济增速低迷、金融市场不振和社会信心不足负向循环可能就会出现。

　　二是从可能性的角度说，虽然大家现在对潜在增长率有分歧，但是大多数人认为在4.5%到5.0%之间。既然潜在增长率能够接近5.0%的水平，那我们就要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去接近这样的潜在增速。对于明年经济主要动能的预测，笔者认为主要是靠服务业、高端制造和基建投资，当然还需要一系列政策的支撑。

　　明年最大的不确定性，来自于房地产政策能不能稳住市场，这直接决定了明年经济增速能不能实现5%。笔者认为相关政策会根据形势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进而推动经济回到5%左右的一个水平。

　　加大财政支出力度

　　中央政治局会议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均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这个政策基调跟去年比较没有太大差异。提质增效是怎么理解呢？其中主要有三个看点：其一，收入端的减税降费要更加注重效率和效果，不能再搞规模型的减税降费，因此中央提出结构性减税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其二，从支出端要优化支出结构，同样的支出，用到基建投资还是民生福利，可能产生不一样的效果，用于投资还是消费也会产生不一样的效果。在当前更好地支持民生福利，可能会有更好的效果。其三，支出端要提高支出的绩效，同样一块钱，用于民生还是基建投资，都是需要问效率和效果的。

　　外界可能更关心明年的赤字率会不会突破3%，事实上赤字率会不会突破3%，笔者认为这可能是一个伪命题。因为真正需要关心的是，确保一定的宏观经济增速需要多大规模的财政支出力度，要保证一定的财政支出增速。那么，这个问题就转化为结构问题，就是赤字规模、专项债规模和特别国债规模的结构分配问题。

　　因此，当我们问赤字率会是多少，实际上问的是财政支出力度到底要有多大，这才是真问题和实质。在中国当前的经济体量下，一个百分点的赤字率就相当于1.3万亿元（人民币，下同）的赤字规模。如果把专项债的规模压下来1万亿元，赤字规模上去1万亿元，那这个总量其实是不变的。所以单纯地问赤字率是多少，本身没有太大的意义。我们要从财政运行的整体来看待。

　　在此背景下，笔者预计明年赤字率可能会突破3%，因为2023年增发1万亿元的国债，赤字率已经达到了3.8%，这就意味着中央政府愿意加杠杆来缓解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以及通过加杠杆的方式来实现特定的减灾防灾目标。

　　对于2024年赤字规模，笔者觉得有可能会延续2023年突破3%。至于专项债规模，我们不能让过去的项目出现烂尾，所以规模还是要有一定程度的保持，同时又要释放出这种积极的信号，专项债大致持平或者略有增加。

　　超额储蓄有望扭转

　　总体上看，疫后居民消费在持续恢复，明年居民消费有望继续向疫情前趋势水平靠拢，持续增加超额储蓄的现象有可能扭转。

　　从疫情爆发以来的社会零售消费走势来看，居民消费确实曾如市场所期望的，多次呈现出向潜在趋势水平加速靠拢的“报复性反弹”，但可惜均被疫情反复、部分房企暴雷等不利冲击所打断。

　　居民并非没有消费需求，而是被诸多因素所抑制。例如三年疫情导致线下服务业出现供给收缩，至今仍未完全恢复；部分期房楼盘未能顺利交付、居民购房更加谨慎等，导致家电、家具、家装等地产后周期消费低迷；经济名义增速不及实际增速，资本市场表现低迷，导致居民对经济恢复的获得感不强，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居民更倾向于增加储蓄而非消费。2023年前三季度居民平均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66.4%，距离2019年同期的67.6%仍有1.2个百分点的差距。

　　2024年社会零售消费与潜在趋势水平之间的缺口有望重新缩窄。一是经济名义增速加快，带动居民收入增长；二是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继续恢复，提高了消费的收入弹性；三是线下服务业等供给约束持续放松，为居民提供更多消费场景；四是保交楼、促消费等政策对耐用品消费的支持和刺激。

　　面临新的三期叠加

　　此外，在房地产持续低迷的背景下，土地财政难以为继，短期要开源节流，中长期要进行财税体制改革解决土地财政大幅下滑引发的财政收支不足、尤其是地方财政困难。一是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明确政府规模，避免无限责任政府导致的支出责任持续扩大，从而引发收支矛盾紧张；二是要推动中央和地方财政体制改革，上收部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减少对地方政府的压力；四是要稳定宏观税负，对消费税征税税目扩展到高端服务业等，提高环保税、资源税税率，探索数据财政。

　　从短期看，会议对明年经济和政策的总基调偏积极，进一步阐释了稳和进的关系，即“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和“加大宏观调控力度”，有利于推动明年经济向好，夯实恢复的基础。稳定的经济社会环境是进的前提，而稳定经济环境的取得也需要积极进取的政策支撑，比如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继续发力并优化的房地产政策等。明年预计能实现5%左右的经济增速，主要动能将是服务业、高端制造和基建投资。进的政策促进稳的形势和稳的预期。同时，要坚持稳中求进，调整政策和推动改革要把握好时度效，坚持先立后破、稳扎稳打，做好新旧动能接续，防止发生处置风险的风险。

　　实际上，“先立后破”不是第一次被提及的工作方法论，这对于新旧动能转换期的中国经济而言尤为重要。中国长期改革过程中形成的“摸着石头过河”以及“渐进试点”等做法就是先立后破的方式。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过这个表达：“必须坚持稳中求进，调整政策和推动改革要把握好时度效，坚持先立后破、稳扎稳打。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坚持系统观念。”2022年3月5日，习近平主席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绿色转型是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要先立后破，而不能够未立先破”“实现‘双碳’目标，必须立足国情，坚持稳中求进、逐步实现，不能脱离实际、急于求成，搞运动式‘降碳’、踩‘急煞车’”。

　　从中长期看，中国经济面临新的“三期叠加”，包括：累积问题化解期、新兴动能培育期、经济转型阵痛期。这些叠加期本身意味着潜在经济增速下行，意味着改革和宏观调控的难度加大，先立后破有利于降低“新三期叠加”带来的失速风险。

　　累积问题化解期是指，此前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其积极作用逐渐减弱，负面影响愈加突显，例如人口红利、房地产野蛮生长、地方政府举债投资等，都曾为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当前却出现人口总量减少、老龄化加剧、房地产发展旧模式难以为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上升、公共服务存在短板等一系列问题。

　　新兴动能培育期是指，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新动能的支撑，例如从投资为主转向消费为主，从传统产业转向高科技产业，从关键领域被“卡脖子”到补链强链、自立自强等。

　　经济转型阵痛期是指，累积问题的化解和新兴动能的培育并非一蹴而就，需要一个过程，其间可能面临经济转型的阵痛，例如新旧动能未及时接续，导致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创新驱动的产业发展相比债务驱动的规模扩张，难度更大、风险更高，且短期收益可能不太显著；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新公司与新岗位不断涌现，但也伴随着旧公司与旧岗位的消失等。